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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加速实现新时代科技自立自强的重大战略抉择。建设这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逻辑在于把控新科技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应对全球科技竞争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技创新的动力源。国家这一战略部署的指向和目的很清晰，就是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要进一步厚植科技、人才和创新优势，率先打造居于国际前列的具有策源功能的科技创新制高点。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应当锚定当代新科技产业革命大势、争创前沿科技制高点的战略目标加以推进。

一、新科技产业革命的“革命”内涵及其特征

建设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大背景是当代新科技产业革命，这不是量变意义上的技术进步，而是科技—产业—社会的范式性、颠覆性、全局性变革，是一种质性的根本而彻底的改变。

当代新科技革命的核心内涵可以简要概括为四个方面：

1.技术底层革命。当代新科技产业革命覆盖着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生命生物、生态环境、宇宙探索开发等领域，全球科技创新同时在这六大领域中并行展开。与前几次科技革命从单一技术突破模式不同，新科技革命转向多技术群交叉融合，已在人工智能、量子、生物、航天、新材料、新能源等同时爆发创新高潮，并取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进展及其成果，正在并将越来越彻底地改变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底层逻辑。

2.生产方式革命。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深度融合，更加直接和迅速引致生产方式根本性改变。从机械化、自动化走向智能化、无人化、柔性化、分布式，新质生产力的涌流带动社会生产力在维度和高度上实现新飞跃。

3.产业结构革命。传统的产业体系被重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颠覆性替代旧体系，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彻底重组。虽然当前国际贸易战、地缘“热战”等因素加剧大变局震荡，而科技革命对全球产业结构变革的影响则是更深刻更长期的决定性诱因。

4.文明形态革命。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从乡村文明到城市文明的演变，当代新科技革命正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加速迈向数字文明／智能文明，深刻改变着人民生活方式、社会治理方式、国家安全形态与全球竞争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治理，必然地成为新的文明时代重大议题。

新科技革命的“革命”，是一场从技术基础到生产方式，再到社会结构与文明形态的全方位、颠覆性、不可逆的跃迁，其已经显示出的主要特征至少有以下方面。

1.多技术群并行突破、交叉融合。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航天、互联网不是单点爆发，而是集群共振。

2.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三位一体。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算法、算力成为核心驱动力，智能成为所有领域的共性使能技术。

3.科技创新速度指数级加快。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周期大幅缩短，技术迭代快于制度与社会适应速度。

4.颠覆性强，替代效应显著。新技术不是对旧技术的线性改进，而是替代、颠覆、重构，甚至出现“降维打击”。

5.高度学科交叉、高度综合集成。单一学科无法解决重大问题，必须理、工、医、生、材、信深度交叉。

6.科技—产业—社会高度联动。科技突破直接引发产业革命，进而改变社会结构、国家安全、国际规则与全球权力格局。

7.全球竞争聚焦“科技主权”与“底层技术”。核心是底层架构、基础软件、核心器件、关键材料、原始创新的控制权争夺。

指出当代新科技革命的“革命”涵义和特征，是认知科技创新正在发生新的范式变革。从以往第一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的线性科研模式、第二次“发现—发明循环模型”、第三次依托大科学装置和大协同的“大科学模式”到第四次人工智能赋能的“数智化创新”，每一次范式变革都使得科技创新的活动逻辑、组织方式和机制安排发生颠覆性演变。处在第四次甚至迈向第五次范式变革形势下，建设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必须有新的理念和新的途径，走范式、组织、机制变革之路。

二、锚定当代前沿科技，构筑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制高点

长三角在当代科技革命六大领域已形成若干世界级创新集群与全球领先项目族群，整体实力及其竞争力位居全国前列，并在前沿科技领域形成了一批世界一流水准的制高点。根据近年跟踪调研和有关报告文献的不完全梳理，目前长三角区域居于全国领先乃至世界前茅的科技创新门类及项目至少包括以下所列：

1.新能源领域，如上海临港、常州（新能源产业规模破万亿，新能源汽车等龙头集聚）、盐城（海上风电装机全国领先，装机占比超40%）、浙江三门/浙江三澳（核电基地）等。

2.新材料领域，有连云港（T1200超高强度碳纤维，全球强度最高）、宁波（稀土新材料）、上海（半导体材料）、南通（高端聚烯烃材料）等。

3.人工智能领域，包括上海（张江AI创新小镇、模速空间大模型生态）、南京（AI产业规模3000亿，车路云一体化）、苏州（AI芯片与工业智能），以及常州（智能制造+AI+新能源融合）、杭州（算法与大模型）、靖江（AI+制造融合）、合肥（大模型和存储芯片）等。

4.生命科学与生物领域，高端装备方面有上海（张江、临港，联影医疗全球领先基地）、苏州（医疗器械产业集群）等。创新药物方面有上海（罗氏、第一三共、阿斯利康细胞疗法基地）、泰州（胶原蛋白等大健康产业）、合肥（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制造）等。

5.航天科技领域，在商业航天方面包括上海（闵行“火箭星城”、松江“千帆星座”，年产200颗卫星能力）、南京（江北新区卫星总装基地）、苏州（天兵航天火箭制造）、杭州（海上火箭回收基地）、安徽（池州/安庆火箭研制与星座组网）等；在深空探测方面有合肥（深空探测实验室，天都双星绕月项目）。

6.生态环境领域，已有技术标杆有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太浦河联合治理，无人机+AI智能巡河）、苏州（城市河网水环境提升技术）、无锡（太湖智能清淤与蓝藻治理）等。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开辟了跨省联建、联合河长制、水域银行等治理模式。

7.前沿基础科学（国家科学中心与大装置）领域，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形成量子信息（“祖冲之三号”量子计算机）、聚变能源（全超导托卡马克“人造太阳”）、深空探测三大高地，多项技术全球领先；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同步辐射光源、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此外还有未来网络试验设施（南京）、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浙江）。

如表所列显示，长三角区域居于全国前列乃至世界前茅的科技创新制高点呈现出“群峰耸立”的格局。

应当指出，目前长三角前沿科技制高点将会是动态演变的，在当代科技革命浪潮中，全球科技创新加速迭代，颠覆性创新层出不穷，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前沿科技制高点要持续占据优势位置，就需要有变革理念和超常规举措。

三、以大科学计划组织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制高点建设

当代新科技革命蕴含的范式变革、组织变革和机制变革，决定着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尤其是构筑世界制高点必须运用新的科技组织方式。基于前沿领域呈现多学科交叉、大团队协同、大装置支撑、大投入保障的鲜明特征，传统分散式、区域性科研组织模式难以支撑原始创新突破与核心技术攻坚，倘若各地“各扬所长”变成“各行其是”则将使“群峰”沦为“碎片”。事实上，国际化科技创新活动的国际大科学计划有效整合集聚全球资源、实现了如人类基因组图等一系列重大科技创新，显示出这一组织方式极强的统合力协调力和凝聚力。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可借鉴大科学计划为组织范式，统筹长三角科创资源、集中优势力量、协同攻关突破，以此作为构筑全球科技竞争制高点、打造世界级科创枢纽的必然路径与关键抓手。

大科学计划具备顶层统筹、目标导向、精准分工、跨域协同、开放共享、长期稳定的核心优势，能够打破行政边界、学科壁垒与主体分割，把上海张江、安徽合肥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实验室以及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大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串珠成链，形成一体化创新生态。围绕长三角已有的科技创新制高点基础，基于当代科技创新六大领域分别实施战略性、引领性、突破性大科学计划，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产业变革与全球科创治理中形成战略优势，全面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与国际话语权。

1.把大科学计划作为长三角科创制高点建设的核心组织引擎。

从国际大科学计划的经验观察，大科学计划是面向国家战略与世界前沿，以重大科学问题或技术瓶颈为牵引，整合大装置、大团队、大资金、大平台开展协同攻关的系统性工程。对长三角而言，以大科学计划重构创新组织体系，具有三重战略价值。

一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长三角集聚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点高校院所与科技领军企业，是我国战略科技力量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大科学计划重在打破三省一市行政分割，统筹国家实验室体系、大科学装置集群、交叉创新平台，形成“统一指挥、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攻坚矩阵，避免重复建设与资源内耗，把分散优势转化为体系优势。

二是支撑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当前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材料、核聚变、空天科技等领域已进入颠覆性突破窗口期，必须依托大科学装置开展长期攻关。大科学计划以重大科学问题为导向，集中力量开展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为破解“卡脖子”技术、培育未来产业提供源头供给，筑牢长三角科创制高点的底层根基。

三是引领全球开放创新与规则塑造。大科学计划本来即具有跨区域、跨国界、跨领域属性。长三角牵头或深度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有利于吸引全球顶流人才与创新资源集聚，构建开放协同的国际创新网络，在全球科技治理中发出中国声音，提升区域在标准制定、成果共享、人才流动中的主导地位，加快建成全球创新网络重要枢纽。

2.以大科学计划布局长三角科创制高点的主攻方向。

立足长三角科创基础与国家战略需求，应聚焦当代前沿科技以及长三角科技创新优势领域，实施一批标志性大科学计划，形成与北京（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的具有一定差异化竞争优势。

不妨设想，在物质科学与量子信息领域，依托上海光源、合肥先进光源、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设施等大科学装置集群，实施量子精密测量、可控核聚变、极端条件新材料等大科学计划，打造全球领先的基础研究高地。

在人工智能与数字科技领域，统筹算力资源与场景优势，推进通用人工智能、未来网络、空天信息一体化大科学计划，构建自主可控的数字技术体系。

在生命健康与生物制造领域，围绕全脑介观神经联接图谱、重大慢病防控、生物育种等方向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打通基础研究、临床转化与产业应用链条。

在先进制造与高端材料领域，聚焦航空航天材料、第三代半导体、低碳冶金等关键环节，实施产业链协同创新大科学计划，支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

在碳中和与能源革命领域，布局高效低碳燃气轮机、新型储能、碳捕集利用等大科学计划，服务国家“双碳”战略与绿色高质量发展。

3.构建一体化大科学计划组织实施体系。

作为科技创新组织形式，大科学计划可谓是新型举国体制的具体实现形式。构筑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必须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建立统筹有力、运行高效、开放共享、激励相容的组织保障体系。

第一，建立健全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大科学计划顶层统筹机制。成立长三角大科学计划领导机构，由国家部委与三省一市共同牵头，依托已形成的制高点核心项目主体，分领域按创新链建立各门类大科学计划专项专班，分别制定规划、遴选各子系统技术路线、统筹资金投入、协调重大事项。建立战略科学家咨询委员会，实行“总师负责制”与“项目法人制”，确保科学目标明确、组织执行高效。

第二，进一步开放大科学装置共享。大科学装置是大科学研发必须依赖的大型实验设施，按照国家有关布局长三角将有近40个大科学装置。要充分发挥长三角大科学装置开放共享的巨大效应，建设区域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实现科研仪器、数据资源、专利成果跨区域高效流转。完善科创券通用通兑机制，降低中小微企业使用大装置成本，最大化发挥基础设施效能。

第三，创新资金投入与人才引育机制。从科技创新周期考量，当代新科技革命处于早期阶段，长三角前沿科技制高点项目大都也在早中期阶段，这意味着需要巨大的早期投入资金。为此需要建立中央财政引导、地方联合出资、社会资本参与的多元化投入体系，打通各级财政纵向投入与科技大厂、社会基金横向投入的科创资金链，设立各门类大科学计划专项基金。在人才方面实施顶尖科学家引航计划、青年科学家培养计划，打破户籍、职称、地域限制，构建人才自由流动、权责清晰、成果共享的用人制度。

第四，强化成果转化与产业赋能。建立大科学计划成果“沿途下蛋”机制，推动实验室成果快速向企业转移、向产业转化。依托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与G60科创走廊、沪宁合产业创新带等组织载体，建设中试基地、概念验证中心与成果转化孵化器，打通“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转化”全链条，把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第五，推进国际开放合作与制度型开放。以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大科学计划为基，主动发起和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吸引全球科研机构、跨国公司与国际科技组织在长三角设立总部或分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伦理规范、数据安全与知识产权制度，打造全球科研人员“愿意来、留得住、干得好”的创新生态。

通过动态推进式大科学计划的牵引，拉动长三角科技创新的组织方式变革，实现从要素集聚向体系创新、从技术跟随向前沿引领、从区域协同向全球枢纽的跨越，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硬核支撑，助推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率先建成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共同体，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的主阵地。

宋宏，安徽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安徽省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